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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第24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2-07-15
  

  •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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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研究
  • 张卓, 苏宏元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4): 1-11.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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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规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党内法规制度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保障。为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形势变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历经萌芽与形成、探索与曲折、调适与转型、巩固与完善四个重要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变化、党永葆自我革命的优良品质、对制度管党治党经验的深刻总结和诸多风险倒逼制度治党的行动践履,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动力机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注重党内法规制度的衔接性、确保党内法规制度全面覆盖、突出制度治党的方向与效用,是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经验。
  • 覃辉银, 谢永威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4): 12-18.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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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认为要从制度上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并对此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其党风廉政制度建设思想。邓小平强调党风廉政制度建设的必要性,要求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改革完善党的干部人事制度、建立健全党的监督制度和加强反特权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并提出长期坚持制度建设、大胆稳妥改革制度、严格有力执行制度三点原则,从而大力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廉政制度建设。邓小平党风廉政制度建设思想为新时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释放制度效能提供了坚持标本兼治、抓住“关键少数”、建立长效机制、严格执行制度等重要启示。
  • 经济与管理前沿探索
  • 李义娜, 吴昊, 姚蓓, 魏玖长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4): 19-28.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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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服务包含多个子项目,每个子项目需要单独排队时,消费者需要多次决策是否遵从给定的子项目顺序。基于健康体检过程中体检者对给定子项目顺序的遵从行为数据,兼顾单个体检项目特征、整个体检服务流程及前序体检项目体验,从三个方面探究消费者对给定子项目检查顺序的遵从性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预期当前子项目等待时间较长时,遵从给定子项目顺序的可能性较低;随着整个服务进程的推进,消费者遵从给定子项目顺序的概率呈倒U形,在中期对给定子项目顺序的遵从性较高;前序子项目引发的负性情绪降低了消费者对给定子项目顺序的遵从性,强化了预期等待时间对遵从性的负向影响。通过对包含多个子项目服务中消费者行为的探讨,揭示了认知与情绪交互作用下消费者遵从行为的动态变化规律,为排队管理的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 黄胜, 傅嘉辉, 林小曼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4): 29-43.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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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取283家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整合网络关系观、动态能力观和创业联结观,考察网络关系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商业网络关系和政治网络关系均与国际创业导向之间具有显著的倒U形关系;国际创业导向在网络关系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偶然性国际机会识别对国际创业导向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该研究结论不仅进一步明晰了网络关系与国际创业导向之间的关系,也为中小企业提高国际化绩效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启示。
  • 法学
  • 王影航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4): 44-54.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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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杜规则”是促进财政资助科技成果转化的代表性制度,其“限制公权介入+规范私权激励”的二元架构被包括我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认可并引进。但是,“拜杜规则”在限制公权时难以保障公益、在激励私权时易致激励异化与发明人参与不足等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实施困局。近年来,我国一方面推动科技成果“三权下放”以优化公权介入机制,另一方面加强产权激励以提高发明人参与度,却仍面临成果效益跨境溢出、成果转化失序、产权激励失灵等改革隐患。鉴于此,应以问题为导向,在现有改革基础上建立健全我国“拜杜规则”的公益保障机制、成果转化规范体系与成果权益分配机制,进而构筑有效回应全球困局且符合国情的“拜杜规则”中国方案。
  • 匡旭东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4): 55-64.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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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是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社区行刑依法进行的重要手段。从司法实践看,社区矫正检察工作存在监督力量有待强化、“新”自侦权备而不用、异地检察监督缺位等现实困境,严重掣肘着制度的良好运行。追根溯源,这与其传统的资源配置模式、滞后的智慧化发展水平、缺失的协同性监督理念等不无关系。应当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优化社区矫正检察监督资源配置,利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社区矫正智慧监督新方式,发挥检察机关“新”自侦权价值以及推动社区矫正跨区检察监督制度形成等方面予以完善,不断优化检察监督机制,以实现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法治化发展目标。
  • 白旭明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4): 65-74.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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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时代,网络平台面临的安全与法律风险愈发凸显。基于法益保护有效性及承担主体责任的要求,引入刑事合规治理网络平台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网络平台刑事合规具有从刑事实体和程序法层面给予减、免刑责以及不起诉、暂缓起诉、认罪认罚从宽的激励功能,亦可构建能够判定主观间接故意、过失以及客观不作为犯罪的归责功能,因而能在网络平台风险内控、犯罪预防与刑责规避中发挥重要作用。网络平台刑事合规应立足于我国刑法的现有罪名和基本框架,由司法机关推动建立外部安全预警、第三方监督机制,并和企业规章进行有效衔接。此外,还要引导网络平台构建内部安全风险预警、风险消除和举报监督机制等刑事合规内控制度,具体落实刑法义务,从而形成国家和企业的协同共治,实现对网络平台的风险管控、归责和出罪机能以及对网络犯罪积极的一般预防。
  • 公共管理
  • 韩莹莹, 朱酥利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4): 75-85.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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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作为人民政协三大职能之一的民主监督被赋予更多的历史使命,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445篇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研究文献为样本,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共线聚类和突现词分析,构建研究趋势、热点和前沿的知识图谱。研究发现: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研究主要经历了初始期、拓展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研究热点聚焦于民主监督的性质定位、功能、制度建设和本土化理论构建四大主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研究可能的拓展空间,即本土化理论构建、法治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
  • 林曙光, 王应明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4): 86-95.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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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卫生服务绩效评价是调动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关键,影响医疗改革的进程。基于绩效评价的视角,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医疗卫生改革经历的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初的“断裂期”、经济转型探索期、医疗卫生市场化、反思和新医改六个阶段。剖析收支结余法和基于资源相对价值量表的绩效评价原理和激励机制,从中总结出医疗服务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收支结余法和基于资源相对价值量表分别尝试从经济和工作量的视角测量医疗卫生服务绩效,却相应扭曲了医疗卫生服务价值和错配了激励机制。当前医疗卫生服务绩效评价的发展困境在于医疗卫生服务的非同质性,可采取新“工分制”、按绩效支付和价值医疗等破解对策。未来医疗卫生服务绩效评价应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注重患者体验和健康等指标。
  • 刘利鸽, 董宇, 刘红升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4): 96-108.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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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乡村振兴为背景,利用2017年陕西省关中地区农村老人调查数据,构建分层线性模型;基于成年子代身份和特色农业发展视角,分析农村老人的家庭代际情感冲突和代际情感团结。研究发现:农村老人的家庭代际情感在成年子代身份和特色农业发展视角下均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女儿与老人之间基于血缘纽带的情感冲突最少、情感团结最高,儿媳与老人之间基于姻缘纽带的情感冲突最多、情感团结最低,儿子与老人之间的情感冲突与情感团结处于女儿和儿媳之间;随着特色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老人与子女的代际情感冲突明显减少,代际情感团结明显增强;特色农业发展可以起到有效减缓代际情感冲突和明显增进代际情感团结的双重作用。
  • 公共管理_财政治理与绩效评价专题研究
  • 郑方辉, 刘承诚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4): 109-116.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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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供养人员是党和政府履职的基础条件和衡量政府规模的重要指标。我国历经的八轮机构改革均以精兵简政、控编提效为基本目标,但人员规模未走出“精减—膨胀—再精减—再膨胀”的循环圈,究其原因在于机构编制调控缺乏明晰的价值标准和技术标准。绩效导向作为一种责任机制,人民是评价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的主体,满意度是检验规模的尺度,标准化为实现目的的技术路径。基于“只减不增”的刚性约束和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增长的现实矛盾,综合政策体制、人员结构、职责职能、部门效能等影响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的主要因素,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从推行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标准化入手,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考核奖惩体系,规范编外人员管理,构建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
  • 王福涛, 陈博, 蔡梓成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4): 117-128.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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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创新型城市建设需要优化财政科技支出绩效,实现支出方向、结构与创新发展需求相契合。选取重点财政科技支出科目,基于2014—2018年我国30个创新型城市统计数据,运用熵值法测度创新指标对创新系统的影响力,构建与支出科目相应的创新发展需求指标测量体系,以此判断支出方向与创新发展需求的契合度,通过财政科技支出结构的统计描述解析契合情况原因。研究发现,城市政府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人力资源事务、科学技术普及支出不契合创新发展需求。其原因为城市政府财政科技支出方向与结构受创新发展需求的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影响。政治属性使能力有限的城市为达成全面的科技监测指标而付出较高的科技管理支出成本;经济属性使城市政府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财政投入程度不足。借此在明晰城市创新发展需求、优化财政科技支出方向与结构、提升科技管理效能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