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性是政党的一种内在属性，构成支撑和指引政党全部思想和行动的关键因素。基于政党的不同阶级属性，政党自觉分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党自觉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政党自觉两种不同类型。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过程中生动演绎并极大丰富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党自觉，形成以思想层次、政治层次、行动层次为逻辑结构的中国共产党政党自觉。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自觉体现为对指导思想的守正创新、对人民智慧的汲取升华、对理想信念的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自觉体现为对人民立场的牢固恪守、对领导核心的忠诚拥护、对良好政治生态的不懈塑造。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自觉体现为善于在历史总结中提炼实践经验、敢于在自我革命中淬炼实践能力、敏于在审思问题中创造实践成就。高度的政党自觉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波澜壮阔的核心密码，也是中国共产党接续书写新时代新征程崭新画卷的应有之义。
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对执政党的执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在发展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与超越自身，其内在蕴含着合理性、人民性、实践性、创新性等特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有其内在的意识形态逻辑：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党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以意识形态人民立场作为党长期执政的价值逻辑，以意识形态实践引领作为党长期执政的现实逻辑，以意识形态理论创新作为党长期执政的发展逻辑。维护与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是时代发展提出的重大实践课题，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置于核心地位，才能确保党长期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石稳固而不动摇。
随着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的快速发展，其在党建工作中的应用日益受到关注。通过对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意识形态性的生成机理与学理基础的分析，揭示人工智能在模拟人类意识过程中的功能性特征及与人类意识的本质区别，系统性探讨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在党建工作中的意义、机遇与挑战，以及如何有效融合这一前沿技术以促进党建工作的智能化、系统化和科学化转型。在深入识别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赋能党建工作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教育风险、组织风险、政治风险和意识形态风险等基础上，提出包括理念转换、规范制度建设和实施体系构建的综合性策略，以实现党建工作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有效融合。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思想体系和思维逻辑上的辩证统一，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整体性与系统性思考。具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思想形成上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辩证统一，在思想观点上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在思想建构上坚持全面性与重点性的辩证统一，在思想原则上坚持政治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在思想形态上坚持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在思想价值上坚持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辩证统一。这六组辩证统一既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深厚辩证意蕴，也是正确领会深刻诠释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文化强国建设需要重点把握的几对关系。
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是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是玉米储备主体从政府向企业转移的关键拐点。基于2008—2023年我国粮食企业上市公司季度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索玉米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对粮食企业存货管理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可以提高当地粮食企业的存货管理效率。这种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即相比非国有企业和产品市场发育欠成熟地区的企业，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对国有企业和产品市场发育成熟地区企业的影响更显著。从经济效果来看，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通过改善存货管理效率提高了粮食企业的经营绩效。综合看来，研究结论为深入推进以市场为主导的粮食流通制度改革提供了微观经验。
加快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是直接关乎“卡脖子”问题的重大现实需要。基于中国2011—2021年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采用中介效应等方法实证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制。结果发现: 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促进了数字技术创新, 该结论经一系列内生性、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技术创新的直接冲击存在异质性特征。一方面,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存在结构差异, 表现为使用深度的赋能效应最强、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小。另一方面,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具有时空差异, 表现为在2015年以后的驱动效应更为突出, 且对东部地区的激励效应高于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提高城市创业活力、增强数字人才储备和激发政府财政科技支持等方式间接地对数字技术创新产生积极影响, 但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的直接赋能效果更为明显。研究对新发展格局下国家统筹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创新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基于行业市场视角, 采用非对称CoVaR方法测量香港股市内部行业对内地相应行业的尾部风险溢出, 识别易受冲击的行业子市场, 分析不同时期市场遭受不同冲击对尾部风险的作用关系、影响因素, 剖析输入性金融风险传染渠道。研究发现: 香港对于内地的行业尾部风险溢出集中在非日常消费品与工业子市场; 不同行业尾部风险溢出存在异质性, 在国际化程度高的市场中贸易开放度及金融开放度有显著作用; 各主要传染渠道在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不同, 如信息渠道总在尾部风险溢出中起到显著作用, 金融联系渠道则在机制改革与内地市场脆弱性增加的特殊时期起到减弱尾部风险溢出的作用。同时, 为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加强金融协调监管提出了对策建议。
我国涉外民事“适当联系”规则始于司法实践, 而后为立法规范所确认。202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第三百零一条和第三百零四条分别为“适当联系”规则的特殊地域管辖规范、否定外国法院管辖权规范和境外生效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规范。上述“适当联系”规则的三个条文在适用上存在标准模糊、尺度不明等内在风险, 可能会引发法官职权过度扩张、侵害当事人权益及破坏现有规范体系的统一性等外在风险。在涉外纠纷“联系论”下, 我国新设“适当联系”规则介于实际联系原则和最低限度联系原则, 应当弹性把握。在援用“适当联系”规则时, 应根据所援引条文的不同在适用要件和适用范围两方面作出限制。藉此, 针对不同类型的涉外民事纠纷, 仍需进一步细化类型, 并以必要管辖权作为合目的性的兜底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对报批义务条款进行解释, 但关于报批义务的性质、违反报批义务的责任及如何承担等的疑问仍未消减, 尚需解释论进行问题澄清和空白填补。未报批合同处于合同成立与生效之间的特殊地带, 但报批义务已独立生效, 义务人不履行该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当违反报批义务致使合同未生效时, 应区分该义务是否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考量救济方式。违反报批义务但合同能继续履行的, 救济方式应为继续履行和赔偿报批义务履行前的直接损失; 违反报批义务且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 应当扩张违反该义务的违约责任, 损失计算延及合同其他未履行部分。该种赔偿请求是基于违反报批义务产生的损失, 而非缔约过失。这既有实证考量, 亦有法学方法的论证。
自动化技术在警察执法中的应用, 带来了一系列的法治隐忧, 其行政过程面临着授权机制、组织机制、程序机制、价值机制等各方面的挑战。为此, 需要以过程论为框架对自动化警察执法进行重构, 以数据-行为的二元控制论代替单一的行为控制论。数据-行为的二元控制论由事前的机制构建、事中的数据过程法治化以及事后的数据关系形成三大要件组成。因此, 应从数据权力的源头控制出发, 对自动化警察执法的数据基准进行法治审查, 同时强化公安机关的数据能力建设, 并进一步完善正当行政程序体系与裁量控制体系, 构建自动化警察执法的法律监督机制, 以实现自动化警察执法的法治化。
全球废除死刑运动的兴起有着复杂的背景。长久以来, 死刑废除被人权话语与普遍叙事的单一线索所主导, 其背后的特殊政治因素为学界所忽视。在欧美学界的死刑论辩中, 美国学者揭露了欧洲将地方性的死刑废除故事纳入普遍性人权话语之中的政治过程, 并就美国的特殊国情解释了为何美国保留死刑, 侧面为死刑的地方主义进行了辩护。在死刑问题上, 欧美之间争论的本质是人权话语权之争、普遍主义与本土主义之争以及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当前中国死刑问题讨论受到欧洲普遍主义叙事的影响, 因而学界多数意见是支持废除死刑, 但这与我国的国情与民意严重背离。欧美的死刑辩论启示我们在死刑问题上要警惕价值渗透, 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坚定中国在死刑问题上的立场, 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推动中国死刑改革。
数据开放是政府在数字治理转型中的具体表现。政府在数据开放进程中会面临数据隐私泄露、数据滥用等风险。数据开放许可协议是政府数据开放活动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数据开放许可协议的介入是确定开放主体权利义务、明确数据开放范围和划定数据不当利用责任的重要方式。数据开放许可协议公法基调与私法色彩共存的表征并不影响其作为行政协议的类型之一得以适用, 但数据开放许可协议实定规范缺漏和现实适用障碍已对政府数据开放造成消极影响。数据开放许可协议的潜在隐忧或可从立法跟进与司法保障两个维度予以积极应对, 以此助推政府数据开放的实施与演进。
科技人才高效率开发对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2011—2022年我国西部地区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 采用超效率SBM和动态QCA混合的方法, 探讨西部地区提升科技人才开发效率的动因与路径, 以期寻找到适配西部地区科技人才高效率开发的最佳解决方案。研究发现: 单一条件难以构成提升西部地区科技人才开发效率的必要条件, 但政府激励、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必要性呈现动态增长趋势, 且具有较高瓶颈水平; 单个因素构成提升西部地区科技人才开发效率的必要条件具有显著地区差异。存在“政府激励-创新环境”协同型、“教育水平-政府激励-创新环境”共栖型和“政府激励”驱动型三条提升西部地区科技人才开发效率的路径, 其中政府激励的核心作用更为普遍。从时间上看, 三种组态在时序变化上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总体趋势表现为解释力逐步增强; 从地区上看, 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择符合地域特点的优化路径。研究结论可以为我国西部地区科技人才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