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邓小平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突破了“把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当成社会形态本质特征”的传统认识，形成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展开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深入探讨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理论并非照搬国外经验，而是结合中国独特的国情、历史条件和现实经济需求，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演化和完善的。针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和通过对市场调节的探索, 邓小平“对计划与市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作了重新思考”^[2]，在渐进式改革中不断总结经验并逐渐形成理论，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3]，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总结”^[4]，从根本上“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价值追求、发展动力及社会影响等方面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性区别”^[5]。二是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分析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产生的巨大影响。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三大基本理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6]，为“更加充分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挥了不可取代的重大作用”^[7]。同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合作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学术界亦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置于国际比较的广阔视野中进行审视，深入探讨了其独特优势以及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认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市场化、国际化方向”^[8]，对中国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区域发展、对外开放等产生了深远影响^[9]。在全球范围内，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提供了新的范式，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前，学者们关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一些新角度研究也正在展开。但是，较少有文献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视角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展开研究。从现实意义来看，通过本体论的探讨，可以更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通过认识论的分析，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这一理论的认知演化过程，尤其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动态特性；通过方法论的梳理，可以更好地把握这一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局发展的指导作用。所以，重温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总结其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意蕴，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研究视域的创新，为理解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有益借鉴。

从本体论角度展开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进而深化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本体论是“关于一般存在或存在本身的哲学学说”^[10]。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本体论意蕴体现为：在社会主义本质再认识背景下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重新认识和理解，是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当代社会经济形势的深刻思考，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持续完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再认识是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前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深入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1]116。为此，邓小平从多个角度探讨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一是明确什么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11]255他明确反对脱离生产力抽象地谈社会主义的教条式观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11]63。人们物质需求的满足，离不开社会生产能力的普遍提升。因此，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完善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结合，通过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建设社会主义。二是坚持问题导向，从计划经济模式所产生的问题出发, 提出改革思路。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深入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建立了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当时资金短缺、社会剩余有限的条件下，有效地加快了国家工业化进程。但随着实践的深入，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在面对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需求时表现出明显的不足，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11]261党在反思现实问题的前提下，带领人民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之路，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再认识。三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从实践出发，通过守正创新认识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373社会主义本质论通过将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相统一，在过程和目标两方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指向，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导向。人类历史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过程，社会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弊病而产生的崭新社会制度，必然内在蕴含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但仅有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够的，还须考虑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提高等。姓“资”姓“社”的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1]372。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根基的市场经济机制导致贫富分化严重，资本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者，是对劳动者自身劳动的否定。因此，在坚持生产力标准的同时还要完善生产关系，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的关系，使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逐渐趋于一致，从而实现对“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的超越，确立“有个性的个人”^[12]574。

市场经济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计划经济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市场竞争、盈利驱动等特征相结合，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观点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为此，邓小平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1]373在邓小平看来，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13]236，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属产物；同样，计划经济也不等于社会主义，尽管计划经济源于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无政府状态下自由竞争的反思，自诞生就被天然地看作与资本主义相对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从现实来看，“资本主义也有计划”^[11]373，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会运用国家政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干预与调控。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内部也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和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潮，但这并没有改变其资本主义本质。这表明在实际运行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两种经济制度，其差异更多地体现为对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和生产要素利用方式的不同。“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11]203。邓小平从这一基本论断出发，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对市场机制的合理应用及调控，核心在于将市场的效率优势与社会主义的公平目标有机结合。在社会主义体制下，通过市场机制可以更加灵活地根据供需关系调整资源的配置，激发经济活力和创新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是对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同时，政府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法律、政策和规划来引导市场经济的向善发展，确保其符合社会主义的整体目标和原则，就“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13]236。至此，邓小平通过重新审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历史根源和功能，摒弃了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简单等同的传统观念，从而消除了人们关于发展市场经济是否会影响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担忧，为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是存在于人的活动之外的超历史存在物，而是在一定时空下基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逻辑展开，其中，对中国国情的认知是关键。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滞后。邓小平对此作了深刻总结：“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11]252实践证明，一个国家可以在没有经历完整资本主义阶段的情况下，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要达到社会主义的成熟和发达阶段，生产力的发展仍然至关重要。商品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为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生产力基础。“过去搞平均主义, 吃‘大锅饭’, 实际上是共同落后, 共同贫穷, 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11]155因此，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要坚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基础和保障劳动者的生产资料主人地位，确保经济发展的方向符合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在确保经济增长提升社会总体财富水平的同时，有效地促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避免资本主义国家中常见的收入两极分化现象，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个体禀赋差异、资源分布不均以及需求的多样性等因素导致了生产上的不均等，要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和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通过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有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允许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使不同区域或个体能够专注于其相对优势的生产领域，促使各经济主体通过商品交换来弥补自身资源和生产能力的不足，推动经济分工与合作、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经济的协同增长和社会进步。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认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科学的实践观和“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引入认识论，科学地揭示了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一个由片面到全面、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的无限发展过程，形成能动的实践认识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始终坚持从实践和现实经验材料中归纳概括出新思想，深刻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生动展开过程，充分体现了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贯穿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过程的内在要求。

第一，坚持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应通过实践来验证，实践是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桥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2]500人的认识是从对客观世界的感性接触和实践性活动中产生的，而非从头脑中抽象出来的理念，因而只有在实践中才能逐步使自身的本质得以澄明。同样，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也是从破除思想藩篱开始的。在改革开放前夕，受到长期“左”的思想影响，思想界存在较大的混乱。在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与领导下，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展开。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强调思想解放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影响，“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13]143，要求全党全国人民不囿于教条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和优化理论与政策，确保其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讲话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扫清了思想观念障碍。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即在保持计划经济基本框架的同时，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导作用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性。当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困难，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实际问题。邓小平高度肯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14]1008。通过梳理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经历了长期的实践探索后逐步建立的，是真理标准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不仅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而且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能动的实践认识论，为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第二，坚持以实践推动认识的深化。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的一次飞跃。但是，认识过程到此并没有完成。认识应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对新问题和新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和解决，因为认识的客体是在具体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历时性的、发展的感性对象。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人反思了计划经济存在的不足。陈云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但由于种种原因，“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最终没能很好地坚持下来。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主要还是计划经济体制，资源配置效率低、生产积极性不足、市场需求无法有效反映等问题开始显露。在这一阶段，“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改革开放初期党内高层的共识。随后，党对“市场调节为辅”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15]236。我国开始在保持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逐步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经济效率和适应实际需求。这种过渡性的政策既保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允许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四川、安徽、浙江等地积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实践试点，在试点中部分企业生产有了显著增长^[16]。在现实推动下，人民群众逐渐意识到市场调节的好处，越来越多的人积极投身市场经济之中。实践前进一步，理论认识就深化一步。在改革过程中，邓小平逐步认识到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4]1006。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鼓舞下，各地的实践蓬勃开展。以广东为例，及至“1987年前后，市场调节已经占到了80%左右”^[17]64。到了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更加深入，明确地指出“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了”^[14]1168，进一步认可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在吸取邓小平意见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要以“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阶段，市场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增强，而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也得到了明确。这不仅标志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且反映了党和国家对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之间复杂关系的科学认识和政策调整。党的十四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不仅是对过去改革成果的总结，而且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指引，为中国的改革进程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和框架。综观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史，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到最终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日益明确，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渐臻成熟，充分体现了实践对认识进行修正、补充、丰富和发展的作用。

第三，坚持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认识的最终目的是在实践中改造世界, 认识不仅积极直接地反映客观世界，而且通过主体的能动参与指导实践、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在历经多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后，1992年1月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行动指南。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建设上，他多次重申改革的必要性：“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14]1091，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决破除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在1992年3月至5月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讨论并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和相关政策多次召开会议，进一步明确和深化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方向。1992年5月出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就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提出了一系列进一步加快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新措施，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持。该文件指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和完善社会劳动保障体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加快改革的步伐，并针对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出要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逐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逐步开放沿边城市，形成周边的对外开放格局等。1992年6月12日，邓小平指出：“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到消费，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14]1347-1348}可以看出，邓小平高度肯定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认为经济特区发挥了“先行先试”的重要作用，为中国后续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经验积累。在“南方谈话”后，党和国家在经济改革上继续实施包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加速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进程，为全球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以新思想新认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顶层设计、进行谋篇布局，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行动指南，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一步在实践中展开，充分体现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客观要求，极大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奠定了重要基础。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蕴含丰富的科学思维方法。探究其中的方法论，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所谓方法论，就是“人们在特定世界观的指导下所形成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18]。方法论的本质在于指导人们如何改造世界，实现预定的理想状态或目标。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验证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发扬其中所蕴含的科学思维方法。

第一，坚持战略思维。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战略思维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非凡的战略勇气。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从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可行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理论创新。邓小平基于对中国实际情况的科学总结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前景的深刻洞察，提出要“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1]370。二是强大的战略定力。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始终从全局性和战略性出发，从实践出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保驾护航。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引发了对雇工问题的争论，许多人认为雇工超过多少人就是剥削，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就此指出：“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14]1008改革开放大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些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现象，部分人认为这反映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回答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相互关系的问题时，明确指出二者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14]1090。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一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同时也回答了对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矛盾问题的质疑，确保了改革的顺利推进和社会的持续稳定。面对“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邓小平没有因一时的困难而改变既定的大政方针，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纵深发展，创造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路径。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对于党和人民事业至关重要，需要“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19]31。为此，要继续以战略思维把握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注重内部要素的协调与整合，特别是在应对时势变化、防控和化解层出不穷的风险时，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将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辩证统一起来，实现改革的最大效益与最优成果。

第二，坚持历史思维。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是进行理论创新的必要条件和重要的推动力。邓小平从多方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稳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在十月革命后，苏俄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较好效果，但随着实践发展，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生产力发展受限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滞后等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针对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邓小平评价称：“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1]139为了应对苏俄在战争与革命后的经济危机，列宁曾主张“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20]533。这一观念转变以及相应政策的实施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也为后来的政策调整和经济挑战埋下了伏笔。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目标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时，列宁的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的不稳定和社会的不平等，最终促使苏联转向更为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针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发展历程，邓小平指出：“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1]139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挫。在关系改革成败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要总结历史教训，探索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挥市场的作用，“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1]370，进一步坚定了党和人民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事物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伴随着旧事物的消亡。坚持历史思维，能够更加清晰地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在未来经济发展中，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在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推进改革和创新，这也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三，坚持辩证思维。一是从辩证统一的角度认识和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通过合理调节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关系，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一方面，鼓励和支持市场主体发展，在市场机制下经营竞争。1978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 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13]145, 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资源得到灵活调整配置，激发了企业活力和创新精神，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通过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和发展战略等，实现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整体目标。1988年，邓小平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指出，“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11]278政府在落实经济法规、维护经济秩序以及理顺和协调经济关系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不能仅仅依靠行政手段进行经济管理，而是“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13]150，引导和规范经济发展方向，保障基本经济稳定和社会公平。二是用联系的观点看待世界，成功处理了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人类历史从民族、国家的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也是人类生存方式由确定地域的生存逐渐向全球性生存转变的过程。在这样的共生性全球体系中，尽管国家之间仍然存在价值与利益的客观矛盾，但都不得不承认他者存在的价值，并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谋求自我实现。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为了避免中国落后于世界，邓小平明确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 发展不起来”^[11]64，我们既要对内搞活经济，又要对外开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的一切先进技术和文明成果，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形态“一天天完善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13]337。我国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包括引进外资、建立经济特区等，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回顾40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既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又防止了市场和资本无序运作；对外开放的辉煌成就，也充分体现了其客观必然性与深远意义。现阶段, 面对全球经济的复杂局势和中国内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要继续以动态的、联系的、发展的视角审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等关系，创造更加公平有活力的发展环境。

第四，坚持系统思维。一是坚持系统的整体性，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11]16-17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邓小平采取了分阶段发展和内地与沿海协调发展的战略。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开放程度较高、经济基础较好，可以通过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内地要服从这个大局，通过逐步推进，减少对全国经济的短期冲击；另一方面，沿海地区在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也要“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11]278。沿海地区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增长，还积累了宝贵的改革经验和管理技能，这些经验和资源可以通过政策支持、资金投入、技术转移等方式帮助内地地区的经济发展，即让“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374。二是注重系统内部要素的协调。马克思主义认为，系统是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所构成的整体，要素则是整体中的各个部分。邓小平自觉遵循这一理路，要求“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13]250。面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邓小平提出要“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11]48，坚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确保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在处理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时，强调惩治腐败与推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同等重要性：“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13]404，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治理和规范市场秩序，确保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从方法论上讲，系统思维要求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由多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从全局性、动态性和层次性的视角来审视和分析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构建与完善需要深入把握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为此，要着眼长远，统筹兼顾，避免短期市场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健运行。

第五，坚持创新思维。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涵盖极为丰富的求实创新思想。我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确立具有鲜明的试验性、探索性、风险性的特征，既没有现成的模式, 也没有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邓小平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创造性地提出了要“摸着石头过河”，从设立经济特区，到渐次开放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地区等，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先行试点的方法突破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邓小平始终以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勇于摸索、不断总结经验。邓小平还尤其强调并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14]1350。人民群众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做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不断完善。创新思维深刻地体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事物的发展并非简单的直线上升，而是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其中的每一次的“否定”都是对既有状态的超越与突破，它打破了旧有的局限，为新的可能性开辟了道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继续坚持创新思维，做到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等方面，探索符合中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的新路。

第六，坚持底线思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党和国家实行的一系列重大路线、方针、政策，是关乎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战略。在改革中，我们既要看到发展的新机遇，又要看到风险挑战。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11]13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下的经济体制，必须在确保其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发展，防止在改革和建设的决策及其贯彻中犯颠覆性错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11]111。正是因为邓小平对于底线思维的坚持和运用，才使得改革始终保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避免了在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制度性风险，确保了改革的方向性和稳定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深刻洞察并准确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防范市场失灵，发挥“有形的手”的作用，做好逆周期调节，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创造性转化，有深厚的哲学底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在本体论层面，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准确把握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客观规律，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和发展方向。在认识论层面，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坚持实践认识论，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不断总结经验，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在方法论层面，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坚持科学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对我国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性理论回答，是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基础，认识论是本体论的发展与应用，方法论则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实践转化，三者最终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当中。从现实角度看，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在促进经济的全面繁荣和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精髓要义，深入贯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1]的精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特别强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22]，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未来，我们应当继续从实际出发谋事，脚踏实地做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继续“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22]，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全面进步，实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