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式现代化是国家形象的重要标识，国家形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直接映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目标。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前进力量、澄清“他者”认知偏差以及提供现实观照。国家形象塑造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重要特征为切入点，书写恢弘史诗的东方大国形象、坚守初心使命的人民至上形象、树立协调发展的文明和谐形象、展现绿水青山的美丽中国形象、彰显大国担当的和平发展形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和软实力支撑。
人工智能的理解标准为判断人工智能是否具有理解力提供了依据。人的理解是由认知能力、意志能力和解释能力共同作用而涌现出来的能力。而模仿于人的理解的人工智能的理解能力，是由认知能力与解释能力共同作用而彰显出来的。基于唐纳德·米奇对人工智能学习能力的分类，可将人工智能的理解划分为简单理解、具体理解与形式理解。简单理解能够对事物进行简单地识别或判断；具体理解能够运用相关概念并对具体事物进行归纳与推理；形式理解能对实在进行理解。而具备深度推理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DeepSeek-R1在一定程度上已初步具备形式理解能力。简单理解与具体理解属于认识论理解，形式理解属于本体论理解。人工智能的理解过程需要符合使用目的、客观事实等因素，这些因素是判断人工智能的理解是否合理的基本依据。
邓小平在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本体论上，邓小平以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的具体国情为出发点，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与发展方向；在认识论上，邓小平坚持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性; 在方法论上，邓小平坚持以科学的思维方法，统筹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各项工作。从哲学层面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综合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推动马克思美德思想同中华传统美德相结合是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理路。在探讨如何赓续与发展中华传统美德的同时，需要积极推进对马克思美德思想的专题研究。当前，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马克思的道德哲学是否是一种美德伦理”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交流。我们不应以西方伦理学形态简单地观照马克思的道德哲学，而是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伦理范式出发诠释、分析马克思的美德思想。唯物史观实践思维破除了以往伦理学关注抽象的人或先验的人性而忽视现实的人、强调价值判断至上性而否定事实描述和价值判断统一性、旨在解释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的内在缺陷，搭建了马克思美德思想研究的基本范式。只有在实践思维的指导下，以科学读解马克思的美德概念为基础，以牢牢把握马克思的美德话语为依托，以精准解析马克思美德思想的问题域为支撑，才能更好地拓展马克思美德思想的研究空间。
孙中山创办军校的构想和探索早已有之，并非缘于马林的启示。陈炯明“六一六”兵变是促使孙中山痛下决心创办军校、建立党军的重要动因。孙中山因创办军校、建立党军、统一中国之需而“联俄”“容共”，军校选址广州黄埔是孙中山明智的抉择。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的，是孙中山30年武装斗争执着追求的成果，实现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革命性转变，为北伐战争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文章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和实证分析来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创新链与资金链融合、资金链与产业链融合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二是上述三种“双链融合”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有无差异性？若存在差异性，其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具体表现又是怎样？研究表明：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创新链与资金链融合以及资金链与产业链融合都对地区经济发展有显著促进效果。其中，创新链与产业链以及创新链与资金链的紧密融合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强于资金链与产业链融合的促进作用；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以及资金链与产业链融合主要通过推动工业化进程来促进经济发展，创新链与资金链融合主要通过扩大融资规模来促进经济发展；在不同经济发展区域，如在中国东中西部的区域比较中，“双链融合”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具有异质性。据此，文章为全国及各区域“双链融合”的发展提出建议，为推动“双链融合”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数字化应用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然而，许多企业的数字化应用在实践中陷入困境，并未取得实际成效。通过引入中介变量跨界搜索和调节变量环境动态性，探索数字化应用对双元创新的异质性影响。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对假设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应用对探索式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利用式创新有显著负向影响。跨界搜索在数字化应用与探索式创新以及利用式创新之间均起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在数字化应用与跨界搜索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研究还进一步发现，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跨界搜索在数字化应用与探索式创新以及利用式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拓展了数字化应用与双元创新二者的关系，为企业正确发挥数字化应用在提升创新能力方面的管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研究企业供应链管理在长期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国际竞争加剧和国内消费结构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加强供应链管理对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A股2014—2023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进一步分析揭示，供应链效率和融资约束在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供应链集中度与供应链效率呈倒U形关系，而与融资约束呈负相关关系。供应链效率对可持续发展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融资约束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亦呈倒U形关系。此外，在国有企业和资深企业中，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倒U形关系尤为明显。
在非法集资共同犯罪案件中，由于犯罪主体众多、成分复杂，如何对各犯罪人的退赔责任进行认定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重要问题。对于非法集资共同犯罪案件中退赔责任的划分，我国学界存在连带退赔说、个别退赔说和混合说三种观点。作为一种违法所得处置措施，责令退赔具有不当得利返还的性质。非法集资共同犯罪案件中退赔责任的划分应当在符合责令退赔制度属性的基础上，兼顾诉讼效率和制度目的的充分实现。在对待共同犯罪案件替代物没收适用方式的问题上，美国逐渐发展出“支配控制标准”，以这一标准对共同犯罪案件中退赔责任进行认定没有脱离责令退赔的制度属性，且具有一定灵活性。我国可以“支配控制标准”为参考，在坚持个别退赔的基础上，以共犯对违法所得之物的实际控制权为标准，针对不同的案件情形中退赔责任的认定进行具体考量。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批评为“口袋罪”，但又被用于解决交叉领域案件，问题的根源在于未能准确界定保护法益。基于web 3.0时代的社会特点，在现实层面，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由单纯的计算机犯罪转变为网络犯罪的一部分；在规范层面，保护法益的构建方向应由保护专属于特定主体的利益转变为保护主体之间互动关系中的利益。设立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为了保障计算机信息系统基于本身功能所能实现的设计功能。只有行为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的影响达到对通过计算机信息系统建立连接的社会网络具有抽象危险的程度时，才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如此界定保护法益，既可以满足刑事政策的需求，又可以通过法教义学的检验。
夫妻共有股权分割有必要突破传统股权性质理论，考察并且解构股权内部权属结构呈现的样态，分离股权内部应有的股权权属样态和股东权利样态(包括股东人身权利和股东财产权利)。基于股权内部权属样态的分离结果，探求夫妻共有股权分割的新的解释论路径。夫妻共有股权分割不同于股权对内转让或对外转让，完整的夫妻共有股权分割应当划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为股权权属变动，即将夫妻共有股权分割的客体确定为出资额，突出出资额在“物”的意义上的权属变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和“婚姻家庭编”等相关法律规范；第二个环节为股东资格变动，非持股配偶基于股权权属变化的事实得以向有限责任公司主张获得股东资格，转移股东权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范。
营商环境何以优化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亟待解决的政府治理问题，而建设数字政府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2017—2021年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政府如何优化营商环境，并探索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政府显著优化营商环境，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可靠。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政府通过增强政“亲”“清”政商关系优化地区营商环境。异质性分析发现：我国南北区域数字治理优化营商环境的差异性并不显著，而不同政策试点区的优化效果具有显著差异。进一步空间计量分析发现，数字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研究为进一步探讨数字时代政府如何优化营商环境，构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提供了理论参考。
“放管服”改革近年来取得显著成效，但从领导力视角探讨“放管服”改革成效影响因素的相关实证研究较为缺乏。通过构建领导力与“放管服”改革成效的理论模型，以S市4个城区收集到的415份问卷为样本，采用数据统计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和Bootstrap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领导力、愿景与战略、公务员队伍建设对“放管服”改革成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领导力不仅直接影响“放管服”改革成效，而且会通过愿景与战略、公务员队伍建设进一步影响“放管服”改革成效；国家级开发区的“放管服”改革成效明显优于传统行政区域；首要职能为城市运行管理与环境保护、经济运行调节与规范单位的“放管服”改革成效仍有待提高；不同单位在编人数对于“放管服”改革成效也有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和提升改革成效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