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多级供应链系统为对象，研究供应链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横向竞争对供应链整体运营绩效的影响。鉴于所研究问题的复杂特性，通过建立研究对象的多智能体模型，采用计算机仿真方法获取供应链的运营绩效指标值。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横向竞争能够提高供应链系统的整体运营绩效。但是，对于竞争中处于弱势的企业而言，竞争会降低其运营绩效。因此，可以通过收益共享等机制来实现供应链协调。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企业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融资约束，这种约束势必会对企业的投资效率产生影响，本文选用基于海洋博弈模型(Oceanic Games)的Shapley指数来测度大股东控制度，研究了后股权分置时代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整体而言存在一定程度的投资不足，特别是非政府控制上市公司，而大股东投资决策的积极参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企业因融资约束而面临的投资不足问题，大股东的这种积极作用在非政府控制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面临发展困境时，大股东的自身资源和决策对企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大数据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充分利用这些零散的信息进行有效荐股对投资者投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国内首个网页版的社会化投资平台股360为例，选取了自2012年初平台推荐股票以来的 652个样本股票，通过计算市场持有超额收益率检验了股360荐股在中短线投资中战胜市场的能力。统计结果表明，股360能获得高于大盘的超额收益率，也间接地表明社会化投资平台荐股可以为个人投资者投资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马克思的自然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纯粹的自然力、人类自身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纯粹的自然力表现为自然力的自然特性，人类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表现为自然力的社会特性，三者体现了自然力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对立统一；资本家无偿使用自然力，但自然力并非绝对无偿，而是无偿性与有偿性的辩证统一；自然力只是潜在的生产力，通过人类活动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自然力是潜在性与现实性的对立统一。
1957-1961年设置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是新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进程的一段插曲。透视“社会主义教育”课开设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要吸取的教训远多于可借鉴的经验。本文在系统阐述“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开设背景和经过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教学的特点，揭示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设置的得失。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否属于选择性罪名、是否存在未完成形态，在学界长期争论。无论是肯定论还是否定论都难以与立法或司法解释相吻合。本罪既非选择性罪名，亦非单一性罪，而是复合行为型罪名，即本罪实行行为由生产行为和销售行为有机组成，两者是手段与目的关系。单纯的生产或购买伪劣产品行为只能成立未完成形态，只有将伪劣产品予以销售的，才能成立犯罪既遂。货值金额与销售金额并存的，应采取吸收原则和“单向折算”合计涉案总额的方法处理。
赃物被添附、被善意取得、被时效取得等赃物转化问题借用了民法理论，必须采用民刑二维视角。赃物被添附的，犯罪行为人所实施的添附为恶意添附，其不能获得添附物的所有权。受让人明知添附物包含赃物而接受的，可能构成犯罪。善意取得人可以取得赃物所有权，即使其事后知悉该物为赃物，也有权继续占有，但上游犯罪查证前不得出让该物。从善意取得人处受让该“赃物”的人，如明知该物为上上游犯罪行为所得，可能构成犯罪。赃物被时效取得的，并不意味着无刑事责任。只有犯罪行为人占有该赃物既达到取得时效期间又达到追诉时效期间的，才无犯罪问题。如仅达到取得时效期间而未达到追诉时效期间，犯罪行为仍需追究，该物属赃物，应由国家收缴。此情形下，若受让人明知该物为赃物而接受的，不能取得所有权，可能构成犯罪。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法治”视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目的是要让法治成为一种全民信仰，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缺乏的不是行之有效的法律，也不是优秀的法律工作者，我们缺乏的是一种信仰，一种对法律的信仰。因此，让法律成为公民的信仰，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然而，何谓法律信仰？法律如何能被人信仰？法治国家中的公民究竟应当如何信仰法律？这些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本文作者意即围绕这些与法律信仰有关的中心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民生保障是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民生资金绩效指向政府部门管理与监督绩效，追求政府的公信力。基于第三方立场，立足于结果导向与公众满意导向，对广东省2012年“十件民生实事”108项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的结果表明：整体绩效指数为0.845；居首位的民生领域为“社会保障”（0.906），排在末位为“扩大就业”（0.771）；满意度评价与客观指标评分存在反差。事实上，现行体制约束的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核心问题：一是资金过程控制与结果导向的关系，二是资金使用绩效与管理绩效的关系，背后指向财政体制及部门利益。从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视角，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第三方评价民生财政资金监管绩效的意义重大。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产出效果，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有效工具，背后涉及利益格局的再调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建设既是有效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法律依据与保障，亦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化建设应置于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价的统一体系之下，重点解决目标定位、领导体制与结果应用三大问题。借鉴国内外已有实践经验及相关法规体系构架，从法律体系、制度体系、法制程序和法治机制等方面完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法制体系。
地方党政组织考评法制化是建设法治政府和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法治政府建设的高速推进催生并带动了绩效评价和第三方评价的迅速发展，有效弥补了传统的目标评价与行政机关内部评价的不足，但地方党政组织考评远未达到法制化。应从规范相应立法、重视民众参与、立足各地实情、加强相互配合等方面进行相应的完善。
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绩效第三方评价由试点走向铺开，评价范围呈不断扩大趋势，评价体系和工作流程也不断走向完善。广东、浙江等省市的实践经验表明，各地评价方式具有一致性。囿于财政支出绩效复杂性、财政信息公开程度较低和财政部门组织评价“角色冲突”等原因，现阶段第三方评价受制于法律规制不完善、独立性难以确保以及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困扰。从现实出发，由人大主导、财政部门与主管部门协同、第三方实施的评价模式具有较强的理论优势和实践可行性。
留用地是扶持被征地农民发展集体经济的一项安置措施，在近二十年的征地拆迁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留用地提留比例高居不下，地方政府按净用地兑现留用地指标后，用于城市发展平台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用地所剩无几。在城市外围区，承担着中心城区转出产业、功能和人口的重任，新增建设用地需求巨大，居住用地供给不足，但却存在着大量的留用地低效、闲置地使用，供需矛盾突出。同时，留用地政策的种种规定，不可避免地使留用地使用与城市规划发生矛盾，造成留用地无法兑现落地。因此，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探索新型留用地出让、开发的模式，把留用地的潜能给释放出来，以弥补居住用地的需求，并帮助农村集体按城市规划获得长久、升值的收益，以达到农村、市场、政府多方共赢。本文以广州市外围区为例，对新型留用地开发模式进行分析，提出优化模式探讨，并提出政策支撑的方向，为土地管理者提供参考。
发展新岭南文化、打造新岭南文化中心是广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的战略举措。本文基于从“岭南文化”到“新岭南文化”的发展脉络，从历史与现代的视角、岭南与内陆的视角、政治与社会的视角、中国与海外的视角四个方面阐述了岭南文化多元融合的发展源流。
近年来，许多公共话语开始受到网络话语的殖民。作为一种非正式化的话语形式，“淘宝体”逐渐渗透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用语里面，并形成了典型的篇际互文性。本文将以“淘宝体”在公共话语中的广泛应用为例，在篇际互文性的运行机制下分析这类非正式化语体的产出和阐释过程，进而揭示出当今社会公共话语非正式化趋势的具体体现和语用功效。
翻译不只是一种语际符号和语意层面的交际行为，更多是两种文化间相互尊重差异，平等交流；双向互动的一个中介。纵观整个佛经翻译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其间既有作为“他者”的印度文化的胁迫式传入，又有作为“我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理解，自我完善的需求。正是在翻译中，之于“他者”的 “我者”对他文化的从拒斥，接受到融入的更新认识和自我建构，促使了佛经翻译的进一步发展，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翻译活动，实现了文化大融合。间性思维在佛经文化翻译中的逐渐彰显，佛经翻译事业也由衰及盛。
清末民初，受欧美文明观、自由观的影响，“父母之命”的择偶模式成为中国婚姻的简单形象，而“爱情”作为结婚的要素与婚姻挂钩，知识青年对婚恋自由的追求渐成风尚。本文以1919年底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关于“男子可否承认父母代定的未婚妻”的讨论为例，反思近代中国婚姻家庭史研究方法。试图把婚姻观的变化放在历史的脉络中考察，强调人事环境的复杂性和联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