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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第24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2-09-15
  

  •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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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稿
  • 夏春涛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5): 1-9.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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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治理体系具有鲜明特点,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在行政体制上以实行中央集权制为主体,在治理理念上崇尚“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局面,在思想文化领域以儒学为正统和主脉,在制度建设上重视顺应时势革故鼎新。其治国安邦实践可概括为“三个世所罕见”,即治理难度之大、治理经验之丰富、治理成就之大世所罕见。中国古代治国理政实践的当代启示可归纳为五点: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大力推进文化建设,努力维护社会稳定,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继续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
  • 马克思主义研究
  • 胡绵, 吴国林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5): 10-16.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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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观恩格斯关于真理问题的主要论述,从中可以梳理出恩格斯的真理观主要是通过对永恒真理的批判来展开,集中体现在《反杜林论》中。永恒真理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无条件的真理,其实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真理。恩格斯从三个方面对永恒真理进行了批判:首先,永恒真理无法从纯粹的观念而来;其次,永恒真理不能被无条件地认识;最后,永恒真理在人类历史领域不存在。恩格斯对永恒真理的批判揭示了真理的有条件性,从而建构起恩格斯真理观的核心内容,即真理的有条件性和相对性以及真理与谬误的辩证统一。恩格斯的真理观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可以作为回应当代真理问题的理论武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经济与管理前沿探索
  • 贺建风, 朱安棋, 李骏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5): 17-28.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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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金融的高速发展在给我国金融体系带来创新的同时,也给传统商业银行业的经营稳健性带来了一定冲击。为了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稳健性的影响,首先从理论上梳理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稳健性的影响机理,然后采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稳健性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影响渠道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降低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流动性,进而对其经营稳健性形成负向冲击,但同时可通过提高资本充足率来促进其稳健经营;第三,异质性分析揭示,资产增速、固定资产比率和非利息收入比越小的商业银行,数字金融发展对其经营稳健性的负向影响越小。基于此,为更好地落实“稳金融”政策,商业银行应与时俱进,积极融合数字技术,与数字金融实现协同发展。
  • 梁桑, 黄淦元, 黄菲菲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5): 29-41.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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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中国上市企业带来极大的生存发展压力。运用双重差分方法,探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当期上市企业采取定向增发策略对上市企业超额收益率的影响,以此评估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期间,上市企业是否应该采取定向增发策略以及采取定向增发策略后的市场反应。结果表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当期采取定向增发策略的上市企业,其未来一期的超额收益率要显著高于未采取定向增发策略的上市企业的超额收益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推行的定向增发政策也会对上市企业市场反应造成显著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非国有上市企业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更偏向采用定向增发策略。此结论对于上市企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资金短缺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 法学
  • 王文倩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5): 42-51.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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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代理的形式由民事诉讼的功能定位决定。审级职能定位改革后,民事诉讼各审级的功能定位将发生转变,诉讼代理形式也应随之变化,我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结构变动为此提供了条件。应适时重构我国委托诉讼代理制度,区分审级与法院层级以采用不同代理形式,初审保留公民代理,上诉审与再审采用职业代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并采用法官指定代理作为制度补充。
  • 喻术红, 常春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5): 52-59.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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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平台劳动管理中,算法技术扮演了多种角色,主要表现为“劳动过程的控制者”“工作表现的评估者”“奖惩制度的实施者”等。然而,从实践情况来看,在算法技术为企业带来巨大管理效益的同时,基于算法的平台劳动管理也面临着算法伦理、发展伦理、责任伦理等多个维度的诉求。这些诉求须通过制度的合理安排才能获得其应有的价值。具体而言,国家应当基于算法设计者、平台从业者以及平台企业三个方面的立场,对应展开伦理的法制建设:其一,将算法设计者纳入算法伦理的建设环节,以回应算法伦理诉求;其二,构建平台企业与从业者的对话机制,制定专门的从业者报酬劳动基准,以回应发展伦理诉求;其三,强化企业关于算法管理的社会责任,强制平台企业承担用工责任保险义务,以回应责任伦理诉求。
  • 陈国欣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5): 60-70.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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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行为有效性的评价是任意诉讼担当容许性分析的核心。授权行为有效,则任意诉讼担当应被允许。被担当人的授权资格取决于被担当人的身份和关系。如果被担当人是同一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则任意诉讼担当授权必须由全体被担当人作出决议;反之,被担当人可独立决定是否授权。授权内容不同,授权行为的性质和效力评价标准也不相同。如果被担当人授予的是实体管理权,则授权行为是私法行为,该行为的有效性可按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评价;如果授予的是诉讼实施权,则授权行为是诉讼行为,该行为以“担当人对诉讼具有法律上利益”为生效条件。在法院的裁判对担当人的法律地位有事实上的影响力时,担当人对诉讼具有法律上利益。
  • 公共管理_社会风险治理专题研究
  • 张康之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5): 71-82.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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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组织化达到较为充分的地步时,“组织创新”与“社会创新”是两个基本上可以重合的概念,而且组织变革与社会变革都可以在组织创新中发现动力源。工业社会的组织形态主要是官僚制组织,它因为管理以及外向功能实现的需要而注重结构、关系等各个方面的稳定性,除非遭遇了巨大的压力或陷入危机状态,否则不会有主动创新的追求。这也决定了官僚制组织是不可能成为风险社会中的行动体的。我们在风险社会中需要建构可以替代它的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是名副其实的“创新型组织”,创新正是合作制组织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活动、承担任务和实现职能的奥秘所在。合作制组织将创新蕴于合作行动中,使创新成为一种日常性的活动,而且所有组织成员都平等地拥有创新权,任何一个组织成员都不会在创新的问题上受到排斥。
  • 吴克昌, 张慧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5): 83-93.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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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机谣言比一般谣言具备更大的社会危害,把握危机谣言的生发规律,厘清其生发过程中各主体及要素,有利于化解危机谣言风险,完善舆情管理体制机制。通过引入框架理论,梳理各信息主体及环境要素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而解释危机谣言生发的内在规律和动态机理。研究认为,危机情境下,大体量的信息需求与低门槛的信息传播为危机谣言的生发提供了较大的势能;谣言框架的包装与受众框架的重构,进一步加强了危机谣言的迷惑、煽动性;受众信息立场确立与强化过程外化为行为效应,加深了危机谣言的作用程度;填补信息缺口、消除环境风险是消解危机谣言的两条主要路径。
  • 高光涵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5): 94-101.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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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范和化解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舆情风险是网络社会和风险社会双重时代背景下需要重视和回应的议题。伪信息扩散风险与非理性表达风险是主要的两类舆情风险,其社会效应、社会危害与可控性等风险属性存在差异。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风险治理实践包括组织建构回应治理需求、制度安排实现监督提质、媒体融入和技术嵌入推动治理效能,但产生了权力配置失衡的认同困境、双重价值需求的价值困境和阶层交织的对立困境等三重治理困境。基于此,包容性治理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风险治理描绘了与治理诉求更适配的治理图景。应构建双向包容理念、多元主体参与、过程互动合作、引导回应方式以及成果利益共享的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包容性治理模式,通过制度设计、治理过程以及治理策略等三方面的具体路径实现包容性治理。
  • 公共管理_公共卫生治理专题研究
  • 王熹徽, 朱磊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5): 102-113.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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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我国医疗领域资源分配不均,布局呈现“两极化”,缺乏全局布置和整合的失衡问题,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不对称信息下的医疗资源共享激励模型,探究最优激励因子和努力水平,讨论固定报酬和共享收益机制下的激励特征和最优参数设置条件,结合数值仿真和敏感性分析,进一步验证模型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共享收益激励机制更为有效,医院的努力水平与激励因子正相关;政府的期望效用与激励因子正相关、与风险规避系数和随机因素负相关;努力水平和期望效用对激励因子更为敏感,但是外生的随机波动和环境风险因素亦不可忽视。最后,提出设定和完善激励机制的决策依据和政策建议。
  • 陈渝, 蔡鸿宇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24(5): 114-124.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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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背景下,互联网医院为患者医疗提供了新途径,但是互联网医院建设的影响因素与扩散路径尚需探究。基于创新扩散理论,在TOE框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公共卫生实际,提出了探索互联网医院建设扩散路径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医院建设案例进行组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技术、组织、环境因素的联动匹配形成驱动高、低互联网医院建设扩散活跃度机制路径各有三条;驱动高互联网医院建设扩散因素中存在潜在替代关系;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信息技术力量对互联网医院建设起到更为重要的支撑作用, 政府注意力分配是互联网医院建设扩散的重要促进因素。最后提出相应建议,为我国各地区互联网医院建设提供决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