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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第22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0-09-15
  

  •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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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题研究
  • 陈荣, 杨代友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0, 22(5): 1-12.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0.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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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产品供给能力是指能够向社会提供各种形式文化产品或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增加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对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人文湾区建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运用科学研究方法,从文化设施、文化投入、文化产出和文化交流四个方面建立城市文化产品供给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文化产品供给的优势和不足。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呈现明显的分化现象,城市之间差距明显;同时,各城市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在文化设施、文化投入、文化产出和文化交流上各有短板,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补短板,强弱项,从整体上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
  • 人工智能专题研究
  • 胡小玉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0, 22(5): 13-20.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0.0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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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AI)时代“两种生产”理论的新延展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生产主体层面,从人独占主体地位到人与AI共享主体地位。二是生产客体层面,一方面是以人为主体的客体延展——对于人的生产,不仅仅是母体孕育、生产自然生命的过程,也是利用人工智能实现体能和智能增强的过程,而对于物质生产,人不再直接参与传统的物质生产,而是参与新的物质生产(生产AI),传统物质生产任务由AI承接;另一方面是以AI为主体的客体延展——AI不仅承接由人直接从事的传统物质生产任务,还将实现自我繁衍。三是“两种生产”向“三种生产”延展——精神生产将与人的生产和物质生产一起构成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是占主导作用的决定性因素,其影响力势必超越以往任何时代。
  • 卢宇, 邓文迪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0, 22(5): 21-29.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0.0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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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刑事责任问题避不开对主体资格的讨论,在无法满足犯罪主体概念确定的法律主体资格、危害行为、刑事责任三要件的前提下,难以承认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主体地位。首先,人工智能缺乏权利诉求的主观基础以及人类中心主义法治发展背景下的客观障碍使得其法律主体资格无法被赋予。其次,人工智能行为虽然满足有害性以及有体性的特征,却因为自由意志无法由技术手段获得而缺乏行为有意性特征,导致其无法被规范评价为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最后,在肯定刑罚反制主体资格的前提下,对人工智能施加刑罚难以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并且人工智能因为情感功能的缺失也无法体会刑罚之苦以及刑罚之仁,无法补足刑罚的社会功能,因而抑制刑事责任的承担。
  • 经济与管理前沿探索
  • 刘志超, 郑宇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0, 22(5): 30-38.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0.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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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高投入与高失败率使得企业越来越重视消费者对产品创新的感知。以手机产品为研究对象,结合信号理论,引入品牌感知质量作为中介变量,引入产品知识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感知产品创新对品牌忠诚度的影响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感知产品创新的两个维度——感知核心系统创新和感知延伸系统创新,均对品牌忠诚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品牌感知质量在感知核心系统创新与品牌忠诚度之间、感知延伸系统创新与品牌忠诚度之间起中介作用;产品知识正向调节感知核心系统创新与品牌感知质量的关系,负向调节感知延伸系统创新与品牌感知质量的关系。这些发现揭示了感知产品创新影响品牌忠诚度的具体机制,为企业减少产品创新失败、提升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提供了有益参考。
  • 卢长宝, 林嗣杰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0, 22(5): 39-52.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0.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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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经济推动下,在线短租平台因提供高性价比的非标准化旅游住宿房源而日渐受到游客的青睐。基于制度信任理论,以Airbnb(爱彼迎)平台为研究对象,探究游客对在线短租平台制度信任的形成和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由房源审核、隐私保护、评论反馈及纠纷解决组成的平台保障制度和由法律法规、政府监管、第三方信用及平台声誉组成的社会结构性保障能够增强游客对在线短租平台的信任并降低风险感知。同时,游客对平台的信任也能够降低风险感知,进而影响持续使用意图。因此,平台及政府相关管理者必须重视相关信任制度建设,推动在线短租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 于孝建, 冯小涛, 陈曦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0, 22(5): 53-65.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0.0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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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特质波动率异象广泛存在于不同的股票市场中。特质波动率的变化反应出个股特有信息的概率分布具有不确定性,即具有模糊性。用特质波动率的标准差来度量模糊度,发现根据模糊度分组后的股票多空组合存在显著超额收益,即存在模糊溢价。研究表明,高模糊度分组下存在低特质波动率异象,引入模糊度后显著降低了特质波动率的影响,模糊溢价能解释特质波动率异象。对于高特质波动率的股票,投资者偏好模糊,负的模糊溢价冲减了正的风险溢价,预期收益减少;对于低特质波动率的股票,投资者厌恶模糊,正的模糊溢价加上正的风险溢价,预期收益增加。此外,股市状态也会影响模糊对异象的解释,股市处于波动时期时,模糊对异象的解释能力更强。
  • 奉小斌, 马晓书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0, 22(5): 66-78.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0.0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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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跨国企业的逆向国际化经营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愈演愈烈,然而既有关于企业逆向国际化的研究主题呈现零散、碎片化的状态,且理论构建尚处于探索发展过程中。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184篇企业逆向国际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提炼,首先阐述了企业逆向国际化的概念特征及维度测量,继而对企业逆向国际化的影响前因、中介路径和调节因素三个方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进行归纳述评。在此基础上构建企业逆向国际化的整合研究框架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明晰企业逆向国际化的构念维度、检验高管特质及行业创新导向等要素对企业逆向国际化的影响,剖析逆向国际化与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关系以及拓展企业逆向国际化的研究情境及作用路径。
  • 刘文超, 安毅, 方蕊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0, 22(5): 79-94.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0.0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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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粮食期货市场之间的风险传递效应是防范输入型国际粮食风险研究的重点所在,尤其是极端情况下两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应用VMD-GARCH-Copula-CoVaR模型对中美大豆期货市场间长短期极端风险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首先,中美大豆期货市场之间存在双向极端风险溢出效应,且美国大豆期货市场对我国大豆期货市场极端风险溢出效应更强。其次,我国大豆期货市场与美国大豆期货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存在显著的不对性,尤其是中美大豆期货市场之间的极端风险溢出的长短期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应重点关注中美大豆期货市场间极端风险溢出的长期效应。最后,我国农产品政策影响美国大豆期货市场极端风险对我国大豆期货市场的溢出,对我国大豆期货市场的溢出效应在大豆补贴市场化改革之后明显增强。
  • 法学
  • 黄辉, 沈长礼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0, 22(5): 95-103.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0.0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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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动物的层次性保护是维持生物多样性和践行生态文明的有效路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显现出了保护范围窄小的短板,野生动物整体保护还是局部保护的争鸣不断加剧,为其修订带来了困扰。有鉴于此,文章以案例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为工具,分析主客二分哲学、人的模式预设和现代性理论的滞后性和局限性,在论证野生动物层次性保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基础上,倡导在生态整体观基础上对野生动物进行共同但有区别的层次性保护。
  • 覃晚萍, 王世奇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0, 22(5): 104-111.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0.0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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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地区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必然要求,是法治乡村建设的关键举措,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当前,民族地区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主要存在思想重视不足、相关法律阙如、法治人才短缺和物质保障不足等问题。应通过强化民族地区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思想认识,完善民族地区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相关法律,壮大民族地区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法治人才队伍,加强民族地区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物质保障等方式予以完善,不断提高民族地区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水平,实现民族地区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与全国同步发展。
  • 公共管理
  • 李胜会, 邝焕君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0, 22(5): 112-123.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0.0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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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其极大地刺激了社会组织的发展活力,同时也提升了公共部门的治理效率。以Y社工组织承接的服务项目为例,探讨控制权在政府组织(发包方)和社工组织(承包方)之间的配置情况。研究发现:社工组织和政府发包方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过程中实现合作共赢,但项目的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实施/激励权基本由发包方实质掌握,双方的组织边界变得模糊,社工组织的自主发展面临挑战。另外,发包方集中项目控制权的成本低和收益高、承包方获得的政策支持力度低以及双方资源不对称等因素使得社工组织难以掌握项目控制权,导致政府组织得以通过控制项目服务过程及社工组织的资源配置来满足自身的行政需求。
  • 李晓燕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0, 22(5): 124-132. https://doi.org/10.19366/j.cnki.1009-055X.2020.0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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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政府在基层治理创新锦标赛中有自身的行为逻辑。基层政府想要在锦标赛竞赛中胜出就要制造工作亮点,即基层官员把基层治理创新作为政绩竞赛中吸引上级注意力的手段。但这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负向激励,如过度创新、资源浪费、扩散困难区等,制约了基层治理的健康持续发展。通过对X区和Y区基层治理论新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发现规范、完善的基层创新多层治理框架需要厘清中央、省、市和基层政府的治理诉求和治理边界;地区基层创新过程中须重视市域治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即向上主动建构和中央、省的治理关系以及治理诉求输出渠道,向下强化市级统筹。